2009年2月19日下午2:40～4:30

蔡德贵：爱资哈尔大学是伊斯兰教的最高学府。刘麟瑞先生也是那个学校毕业的。

季羡林：大概这样子，还有王世清，伊斯兰界的头头脑脑都是在那儿毕业的。埃及爱资哈尔大概是伊斯兰教的最高学府。

蔡德贵：后来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办了一个伊斯兰大学，但是名气始终没有爱资哈尔高。您的《清华园日记》，提到一个梅城姐姐，她是不是孙襄城的姐姐？

季羡林：孙梅城，是孙襄城的姐姐。

蔡德贵：那剑芬就是孙襄城的媳妇了？有一次您写信给遇牧和剑芬写信，遇牧就是孙襄城，剑芬（后来知道剑芬是秋妹自己起的名字）是不是他的媳妇？

季羡林：可能。

蔡德贵：还有一个行健，是谁？他好像不在北京，一个行健，一个友忱，您都寄过信。

季羡林：都不记得了。

蔡德贵：还有一个小宝，是济南的吧？

季羡林：小宝记得。彭家的孩子，应该比我晚一辈，是侄子。

蔡德贵：他1933年就夭折了。是不是很聪明？

季羡林：很聪明。应该是马家二舅的孩子。

蔡德贵：是住在一个院吗？

季羡林：那个孩子聪明，是住一个院。夭折了，那个孩子大概只有十几岁。

蔡德贵：您当时在北京了。陈兆枋、吕宝东都是清华一个班的同学吧？

季羡林：陈兆枋、吕宝东，对。同班。

蔡德贵：您日记里提到，不愿意跟他们两个活动。

季羡林：我同那个陈兆祊住一个屋子。

蔡德贵：那您那时候也住上下双人床吗？

季羡林：不是上下双人床。一个屋两张床，两个人。

蔡德贵：住宿条件相当好。

季羡林：那时候洗衣服，一个袋子，你把脏衣服脱下来，放到袋子里，拿走了，第二天拿回来了。每个屋子都有那个洗衣服的袋子，脏衣服，每天拿一次。

蔡德贵：您4年里一直跟陈兆祊住一个屋吗？

季羡林：我不记得跟别人住一屋。

蔡德贵：没跟吕宝东住一个屋子啊？

季羡林：没有。

蔡德贵：那个鲍芳园是哪儿的，也是同学吗？

季羡林：鲍芳园是济南的同学，正谊中学的。他大概是农村的大地主，到济南上学呢，你找一个好学校啊，这个正谊，这个“破正谊”，我就是那里出来的。我是胆小，一中我就不敢报名，自知之明过了头，把自己就否定啦。

蔡德贵：他到北京上学了吗？

季羡林：他没有到北京来。北京来的是这样子，后来这个学校在济南成立一个省立高中，在杆石桥，你知道杆石桥吗？就是那个地方。破正谊、烂育英、济南一中都合并进去了，叫山东省立济南高中。要想到北京来赶考的，一般都到这个学校念书。我们那时候到北京来，我记得是80人。

蔡德贵：有鲍芳园吗？

季羡林：没有他。

蔡德贵：你们是坐火车到北京吗？

季羡林：当然坐火车，那时候到北京赶考，坐火车，黄河铁桥被炸了，我们还得提着行李走过那个铁桥，走一段，到河北边，才上火车。

蔡德贵：是不是坐摆渡啊？

季羡林：不是摆渡，步行的。那个桥人能走。

蔡德贵：那好远啦。

季羡林：当然不近，提着好多东西啊！

蔡德贵：那还带有行李啦？

季羡林：当然带行李啦。反正我记得那个火车过不了桥，只能人步行过那个桥，黄河铁桥。

蔡德贵：济南到黄河这一段呢？

季羡林：这一段有火车。到桥跟前就过不了桥啦，就下来，走一段，又有火车啦。火车不能过去。

蔡德贵：大桥是哪一年炸的呢？是1928年炸的吗？

季羡林：我是1930年赶考，大概就是1930年炸。我们在桥上还看到黄河的水。

蔡德贵：在火车是晃悠一天吧？

季羡林：对。

蔡德贵：到北京是白天还是晚上？

季羡林：白天，那时候就住在西单的大木仓胡同的一个公寓里边。公寓是私人办的。私人办的，收费（比较低），那时候最头痛的是臭虫。济南也有臭虫，不那么多。日本人管臭虫叫南京种。我对这个没有研究，是不是从南京特多啊？我在南京也没有长时间住。北京有几个学校比较讲究的，特别是教会学校，一个月把那个睡觉的床板哪，开水煮一次。主要是消灭臭虫。

蔡德贵：臭虫能煮死。

季羡林：当然能煮死。不单是臭虫，哪个动物也能煮死啊。那时候北京的几个比较讲究的是教会学校，育英中学，就是煮床板。济南也有的，育英中学，“破正谊，烂育英”么。济南的育英不行。

蔡德贵：在大木仓住完，考试发榜，就到清华了。

季羡林：对。就没有回济南，直接到清华了，30块钱么，找那个兆祥叔叔借的。

蔡德贵：其他的呢？

季羡林：北京有个朝阳大学，朝阳大学这个学校啊，最初招生啊，还非常严，它那个学校招三次，第一次真正的外来的学生啊，也没有准备考朝阳大学的，朝阳的报名费3块大洋，他招好几次，到最后啊，一网打尽，都收。收学费啊。那个朝阳大学，我到清华以后，有时候进城，进城就住在朝阳大学我的高中同学那里，没有地方住啊！有一次那个高中同学啊，说，你去替我上班。他那个点名的是工友。他只要看到座位上有那个人，他不管是谁，就行。那一班，讲的什么呢？大概两个小时一班，半个小时，那个教授才来。教授是大律师，我去的那一班哪，他讲什么问题呢？他讲的是，就是强奸了妇女怎么推卸责任，就讲这个问题，从法律上来讲，怎么推卸。他这个两个小时一班，他半个小时才来，前面那个，一个人，名称就是服务员，清华叫工友，北大叫听差，朝阳大学啊，也是听差。他管着看那个座位上有人就行。两个小时的课，半个小时，那个教授挺着个大肚子才来，那个听差提着茶壶，我代替的那个班，就讲强奸妇女怎么推卸责任，就讲这个问题。

蔡德贵：这不是诲淫诲盗吗？

季羡林：你说那个（学校），很有意思的，我们去北京80个人么，清华、北大门槛太高，四个名额，三个人。好像在济南都是班里的甲等第一名。所以你说考试……

蔡德贵：考上北大的就是王联榜吗？

季羡林：王联榜，还有宫兴廉。

蔡德贵：考上朝阳大学的是谁呢？您住在那里的那个同学。

季羡林：别遇昌。

蔡德贵：他也是从济南来的吗？

季羡林：就是济南高中的同学，特别的别，遇到的遇，昌盛的昌。

蔡德贵：他一直就在朝阳大学念书吗？

季羡林：他也不是一直，别的他考不上怎么办啊？后来朝阳大学不是一网打尽吗？收学费。朝阳大学毕业不毕业没有法子说，那时候我们叫它野鸡大学。北京有几个野鸡大学，有的光有名字，连校址都没有。只要交上学费，就给你一个毕业证书。有那么几个野鸡大学呢！

蔡德贵：钱锺书说国外有这种情况，国内也有啊！

季羡林：嗯。

蔡德贵：您在朝阳听了这么一课，在清华是听不到的。这个教授可能还是留过洋的啦？

季羡林：在清华听不到的。

蔡德贵：可能还是留过洋的教授。

季羡林：可能是日本回来的。当时学法律的日本留学的多。

蔡德贵：是中国教授。

季羡林：中国的。那个留学生分三六九等，欧洲留学生最贵，其次是美国，然后是日本。

蔡德贵：日本比美国的差啊？

季羡林：日本比美国差，当时我记得给你讲过，我为什么一定要留学？

蔡德贵：您是要证明您不比他们美国留学回来的差。

季羡林：不是，我是，那些留学生从美国回来以后，不管什么样的都可以当教授。

蔡德贵：许大千是留美的？

季羡林：许大千是后来去美国的。他不是留学生。他哥哥是美国留学生。

蔡德贵：许大千是山东恩县人。家里也是大地主吧？

季羡林：大概是。当然很宽裕。不然怎么念起书啊！许振德，许大千是他自己起的号。

蔡德贵：后来那年跟那个别遇昌还有来往吗？

季羡林：后来，有来往，那时候我进城啊，晚上睡觉就住他那儿了，朝阳大学。

蔡德贵：李兆祥那里您从来就没有住过。

季羡林：没住过。

蔡德贵：在清华您溜过冰？穿冰鞋吗？

季羡林：没有穿冰鞋。就是在外边那么玩儿。

蔡德贵：就是在大街上有冰的地方那么滑一下的？

季羡林：对。

蔡德贵：您玩骨牌是什么游戏？不是多米诺骨牌？

季羡林：骨牌就是黑木头的啊。就是黑木头的，那是赌钱的。

蔡德贵：清华的学生也可以赌钱吗？

季羡林：能赌，名字就是推牌九。

蔡德贵：推牌九就是骨牌吗？

季羡林：推牌九是一个庄家，就是别人押，别人拿着的号码高，庄家就给钱。

蔡德贵：清华可以玩骨牌啊？

季羡林：骨牌不是清华，是在济南玩的。赌钱的。

蔡德贵：输的很大额吗？

季羡林：他这个一个庄，坐庄有个好处，好处在什么地方呢？同样一个号码，他就庄家赢。押宝那个，是按照12345，按顺序，一般的，比方是我点高，有的最厉害的一点，叫“至尊”，就是像上帝一样的，上边是一个三，下边是六，这两个牌，也很难碰到一起，这个“至尊”哪，就是你押多少，他都给你收回来了。一般是押钱，第一个只要赢，就摇，有的什么两个天牌，叫天王、天罡。

蔡德贵：您赢过吗？

季羡林：押，当然有输有赢啦。最保险的是，摆设这个赌场的家庭，打头么，他永远不输，他也不参加，就靠打头。

蔡德贵：这样的家庭可能也是有点地位的。

季羡林：到清华以后，我没有赌钱。

蔡德贵：在清华，您跟张露薇来往也比较多啊！他是中文系的。

季羡林：不是中文系的。

蔡德贵：他应该是中文系的。

季羡林：中文系的。

蔡德贵：他还在北海和李长之给您送行。张露薇好像比您早。

季羡林：对。都是同时的。宴请我，李长之，张露薇，还有胡琴子，日本人不是有什么子吗，她是张露薇的夫人。

蔡德贵：她是唯一的女的了。

季羡林：嗯。女的就是她。

蔡德贵：北海吃什么饭？

季羡林：在北海，吃什么忘记了。反正那时候仿膳吃不起，大概是。北海不是仿膳吗？

蔡德贵：张露薇家里条件好一点吗？

季羡林：条件应该不错，不好也上不起学。这个人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找不到了。

蔡德贵：我在网上查过，没有他后来的消息。

季羡林：恐怕早就没有了。

蔡德贵：只有那个敦福堂，那个出洋相的，后来在西南成为名教授了，心理学的教授。

季羡林：谁？

蔡德贵：敦福堂。

季羡林：敦福堂啊！那时候这样子，我认识几个学心理学的，大概都有点问题，有一个就是研究这屋子里的空气，有多少立方米，够不够他一夜的消耗。研究那么一个问题。所以我觉得学心理学的，心理都有点问题，要不也不学心理学。

蔡德贵：敦福堂是其中之一啊？

季羡林：嗯。

蔡德贵：东西丢了又找着。

季羡林：什么东西都丢过，后来又找着了。后来我们也不管他了，反正都丢么。

蔡德贵：你们去德国，一路上就是下棋。

季羡林：下象棋。象棋。

蔡德贵：冠军是王竹溪啊？

季羡林：王竹溪，反正那一路没有下过他的。

蔡德贵：乔冠华也不行啊？

季羡林：谁都不行。那时候清华的象棋冠军，是彭桓武。后来有点名气啊，搞这个原子弹的。齐桓公的桓，文武的武。他是学生里面的象棋冠军。他下过功夫，看那个棋谱。

蔡德贵：您象棋在行吗？

季羡林：我象棋啊，臭棋，不行。那个玩意儿，不容易。

蔡德贵：象棋是中国典型的综合思维。走一步得看好几步。

季羡林：对。我那个不行。我们那一路，就没有赢过王竹溪一盘。

蔡德贵：王竹溪没有下过彭桓武。

季羡林：据王竹溪说，彭桓武大概是下棋第一名。彭桓武那时候进城，跟一个叫那建亭的，学象棋，建亭哪两个字忘记了。他是满族人，学象棋。那建亭是象棋专家。彭桓武就跟他学。

蔡德贵：您认识彭桓武吗？见过他吗？

季羡林：当然认识。不是见过，我出来，他进去，就是这么一种关系，差四年么。比我晚。

蔡德贵：亏了在火车上下棋，不然闷死了。光侃大山不行。

季羡林：在火车上就是啊！侃当然要侃，老侃也不行，哪有那么多话要说啊！那时候苏联这个火车上啊，不供应开水，到大站上，你自己拿着壶打开水，得带壶啊！不收费，不要钱，社会主义国家么。北京去的一个德国老太太，没带壶。到了大站，我们把水提上来，她就上来了，“开开水，开开水。”我们就给她开水。

蔡德贵：她一路上，跟你们一起走的。

季羡林：那时候到欧洲就这一条路，没有航空。

蔡德贵：到德国以后，您就和乔冠华在一起。其他人都分散了。

季羡林：我们也没有在一起。交换么，分配，我被分配在哥廷根，乔冠华分配在图宾根。我说我走运哪，就是这样子，哥廷根有个汉文研究所，哈隆，我去了以后的话呢，他就任命我当汉文研究所的讲师，一个月350马克。那时候阔了一阵儿。在两年里有250，交换研究生的，再加上350，阔气了。其实大概吃饭住房合起来，100多马克就够了。

蔡德贵：您到德国以后，德语还不行的，所以和乔冠华到柏林大学培训。

季羡林：柏林大学有一个外国语学院，就是教外国人德文的。

蔡德贵：实际上是口语强化训练。

季羡林：嗯。就是这样子。

蔡德贵：有多长时间，一两个月吧？

季羡林：有一两个月。

蔡德贵：您在清华没有说过德语。

季羡林：嗯。清华那个教员啊，第一个是杨丙辰。（笑）杨丙辰是“四大皆空”的。

蔡德贵：他可是混得不错。北大德语系的系主任。

季羡林：河南大学校长啊，河南三杰之一。这个人，是这样子，反正不念书，一天干吗呢，在北海一个茶座，天天去，坐在那里喝茶，反正是不念书。他翻译过席勒著的《强盗》，是席勒，Schiller，不是雪莱。

蔡德贵：嗯。不是雪莱。出的中文版。

季羡林：中文版。

蔡德贵：应该说他德文还是不错的。

季羡林：他德文很好。

蔡德贵：您到德国德语不行，碰钉子了没有？

季羡林：我是到了哥廷根，我的德语老师啊，就是女房东。

蔡德贵：在交换处呢？

季羡林：很简单的，交换处问一个Umgro?e Entfernungen，长途跋涉，这两个字，我没有听懂。

蔡德贵：那乔冠华也没有听懂。

季羡林：我们都差不多，一样。在清华的时候，原来是杨丙辰教，后来是艾克教，教德语用英文，我们请他用德文教，他哇啦哇啦哇啦，一句德文，问你们听懂了没有，当然听不懂了，还是教英文吧。

蔡德贵：后来温德教你们。

季羡林：温德教法文的。

蔡德贵：这四年学上得挺热闹的。冰心那次，是让人文明地撵出来了。

季羡林：那是这样子，早了去了，刚到清华吧。冰心那时候有名啊！

蔡德贵：那时候她不是教授。

季羡林：不是教授，作家啊！《寄小读者》，那个文章写得好。

蔡德贵：《寄小读者》是后来的了。

季羡林：反正是文章写得好。

蔡德贵：冰心年轻时漂亮吗？

季羡林：不漂亮，一般。

蔡德贵：她在清华讲什么课？教写作吗？

季羡林：她那时候还不是（教授），她教什么来着呢？当时我们，因为那时候冰心女士、卢隐女士，这是有名的作家。我们到班上以后，冰心一进讲堂，说，凡是没有选课的，一概离开。我们没选啊，离开！

蔡德贵：选课要她本人同意啊？

季羡林：那倒用不着，不要她同意，教务科选课就行。我没有选，慕名啊！结果一个钉子一碰，不选课的，我们就走了。除了我，还有几个人去，她那个装束啊，就是那种张玛丽，王玛丽的，那种基督教的样子，她就是基督徒么。

蔡德贵：挽一个小簪吗？

季羡林：嗯。

蔡德贵：您到哥廷根以后遇到的，还有谁没有提到的？

季羡林：到哥廷根就是碰到哈隆，他那时候还不是教授。

蔡德贵：您先认识哈隆，后认识瓦尔德施密特博士父亲？

季羡林：嗯。瓦尔德施密特是后来的。我去了哥廷根，脑筋里面不知道什么课。原来我想学希腊文、拉丁文。人家说，选这个希腊文、拉丁文的课，你竞争不过德国的学生，他们是中学就学的。好多年，他们学希腊文、拉丁文。我后来到那个选课的地方，看到贴出来有梵文、巴利文。我说这就行了。上了半年，瓦尔德施密特说，你是不是要学下去。我说想学下去。

蔡德贵：一上梵文、巴利文的课，就被迷住了。

季羡林：在国内就想学。当时要求陈寅恪先生开课，他说他开不了这个课。

蔡德贵：他上课的方法又是像游泳教练教游泳。

季羡林：那时候在清华，学的美国的那一套，老生对新生tos，就是拖尸。

蔡德贵：是瓦尔德施密特上德语。教了字母，就让你自己学，不讲语法。

季羡林：什么地方啊？

蔡德贵：就是在哥廷根啊！

季羡林：德国都是这样子。他不给你讲这个名词动词。我那时候备课，备一次课，要备一天。因为那个字母，刚认识。他不讲语法，他不像中国教外语，名词、动词的，他给你讲语法。他不讲的。

蔡德贵：当时一开始是不是觉得很难。

季羡林：嗯。他们当时有个说法，说不会游泳的啊，你把他拖到游泳池旁边，推下去。（笑）两个可能，一个就是淹死，一个就是就学会了。淹死的可能性极小。就说明他这个教学方法跟中国不一样，他主要靠你自己。而且我认为中国也应该采用这个办法。

蔡德贵：您在中国也使用过这种方法吗？

季羡林：没有。中国学生不行，咱们的学生不适应那一套。

蔡德贵：您在那里，就你们两个，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吗？

季羡林：还有一个德国人，米勒·艾瑞，那个人是，德国有个名词啊，叫永恒的学生Eternal student，他是永恒的学生。老是毕不了业。毕业这个词啊，德国没有。怎么叫毕业啊？拿到博士学位就叫毕业。你看到一个人名片上，印什么什么大学毕业，你不要信，都是骗人的，没有毕业这个词。你拿到博士学位，就是毕业，拿不到，就没有毕业。

蔡德贵：他就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啊？

季羡林：没有。我拿到以后，他还是永恒的学生。他不知道怎么样的，你说他笨哪，他也不笨，一到上课的时候，老师一问，立刻就傻了。他后来被征从军，服兵役。

蔡德贵：瓦尔德施密特服兵役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军衔了？

季羡林：西克退休之后，他出来教。少尉，不是什么大官。

蔡德贵：是不是翻译？

季羡林：不是翻译。就是军人。也用不着翻译。

蔡德贵：瓦尔德施密特服兵役以后，西克退休又出来教。在这以前您和西克熟吗？

季羡林：西克那个人真是个好人，《中外恩师谱》，我把放在他第一。他跟我讲，我会的东西都要教给你。

蔡德贵：您自己说的十六个字到家了，小心翼翼、战战兢兢、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。这就是《诗经》和《周易》的精髓。

季羡林：这是我自己，脾气内向，我小时候也不内向，后来环境啊，你不那样不行，在母亲面前可以放肆、可以撒娇。你一离开母亲，只有小心翼翼。

蔡德贵：您一直提倡“重友”，您在书上提到过一个是魏德运，照相的，掏粪工人，魏林海。

季羡林：哦。对。

蔡德贵：还有一个叫李里，现在叫长袍先生，在西南也当教授了，没有学历，他拿着十块腊肉到朗润园找过您。

季羡林：忘记了。

蔡德贵：在您的指点下，现在在各地讲《论语》。还有一个叫王孺童，讲《论语》，您给他写过书名的。

季羡林：嗯。我知道。

蔡德贵：对《论语》比较重视。在您的帮衬下，他们都有名气了。包括那个魏林海，收集的北京俗语要出版了。还有一个，山东枣庄一带的铁匠，收集的民间故事来找过您，您说您没有时间看，让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先生看，您没给写序言，您给写的书名，这本书后来也出版了。

季羡林：嗯。

蔡德贵：可是身边这些人，有的人永远记着您的恩德，有人也不见得对您报恩，没准还使使坏的也有。

季羡林：嗯。

蔡德贵：去年我来的时候，您就说世界上的坏人还真有。

季羡林：当然。

蔡德贵：您还真遇到了。在德国您没遇到这样的人，是吧？

季羡林：德国那个民族老实，说假话啊，没听见德国人说过假话，那个民族老实，欧洲，法国人比较猾。

蔡德贵：您一个异邦人在哥廷根没受过欺负，很不容易了。

季羡林：德国人不搞那一套。

蔡德贵：到北大后七十多年里面，恩恩怨怨也有啊？

季羡林：当然有了。

蔡德贵：您平常不得罪人。但“文革”当中、“文革”前也都有人对您使坏。

季羡林：“文革”那时候……

蔡德贵：当时学生批斗您，是不是还可以理解，对教师是不是就不理解了？

季羡林：当时也没有什么。

蔡德贵：您当时是不是被批斗已经麻木了？

季羡林：一天批斗十几次，你不麻木也得麻木啊？

蔡德贵：一天就十几次啊？

季羡林：十几个教研室，还不是十几次啊？一个教研室批一次，那有多少啊？后来那个北大，就是侯仁之、季羡林、周一良，我们三个大会批斗啊，经常在一起。一点就是我们三个，不过还有别人。

蔡德贵：你们都是学术权威，还都与山东有点关系。周一良出生在青岛。侯仁之是山东人。周一良不是山东人，出生在青岛。

季羡林：侯仁之大概是山东人。周一良是天津人，他父亲不是做过天津市的副市长，周叔弢，他家很有钱，开滦开煤矿的啊！

蔡德贵：经常你们三个人在全校一起挨批啊？

季羡林：嗯。全校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蔡德贵：在印地语教研室，他们也一点不留情面吗？也一样批？

季羡林：那时候，我在印地语教研室啊，后来在一起开会，马鹏云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

蔡德贵：我知道。也算您的弟子了。

季羡林：是我的弟子。我说，我看你，既不像贫农，也不像烈属，更不像军属。这个话说得不好听。

蔡德贵：他没打过您吧？

季羡林：没有。打我的是历史系的，一个姓刘的，叫什么名字忘记了。

蔡德贵：当时刘安武也在教研室吗？

季羡林：在。我当时认为自己找的，不应该，我总认为自己是双清干部，历史清楚、清白，可是一加入了一个井冈山……

蔡德贵：马上成为聂元梓的敌人。

季羡林：嗯。其实那个时候我用不着，最好什么都不参加，逍遥就好了。我又不是那个材料，结果啊，吃了大亏了，在劳改大院大概待了8个月。

蔡德贵：后来您的这些故事，有的在网上都变成小说一类的材料了。您自己也不能上网看了。

季羡林：看不了，我不能看，眼睛也不行。

……

蔡德贵：希望您讲点，特别是别的地方没有提到的，像朝阳大学的事情。

季羡林：那就是，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。就那个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，别遇昌，他是比我年纪大。干什么事啊，都是他出主意。

蔡德贵：别这个姓，济南是不是不多？

季羡林：济南不多。他后来到北京考大学，清华、北大就是四个人么，我占了两个名额。别的大概都入了朝阳大学了。别遇昌后来比较惨，成了王耀武的军法处长，这个军法处长，这是什么职位啊？判处死刑的共产党员最多，特别是地下党，所以解放军一解放济南，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他。

蔡德贵：那一次1947年，王耀武宴请您，有别遇昌吗？

季羡林：请过，别遇昌没有他。有阴法鲁。

蔡德贵：那可不是，这么一个军法处长，解放军认为他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了。

季羡林：对。解放军攻济南，他找的那个地方是三皇庙，那个城啊，很高，是陈毅打进济南，后来那个地方修了一个解放阁。

蔡德贵：您的家离三皇庙不远。

季羡林：也不近。

蔡德贵：二三里地。

季羡林：嗯。

蔡德贵：别遇昌1948年就不在人世了，他有后代吗？

季羡林：不知道了。

蔡德贵：王昭建这个人您熟吗？

季羡林：多次提到这个人，他是不是以前不叫这个名字？

蔡德贵：他是您正谊中学的同学，比您晚，后来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上学，看见过江青的四个半脚指头，是因为缠脚的原因。

季羡林：江青是改足派。

蔡德贵：您对他印象不深了。

季羡林：不深了。

蔡德贵：您早期散文里提到的神怪老人，您还记得吗？

季羡林：不记得这个人了。不记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