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2月24日下午3:30～4:20

蔡德贵：先生，您在1935年去德国以前，和储安平已经很熟了。

季羡林：嗯。对了。他编那个《观察》。

蔡德贵：《观察》那是后来了，您的《表的喜剧》，是发表在他主编的《文学时代》上的。

季羡林：嗯。

蔡德贵：不是《观察》，《观察》是您1946年回国以后的事情了，他约您为撰稿人之一。您1935年到德国给《文学时代》稿子，给他写信，10月份一封，12月份一封，您是不是在清华就和他熟悉了？

季羡林：嗯。跟他比较熟。

蔡德贵：他是清华的吗？

季羡林：他不是清华的。就是大家都是作家，就是这么一个关系。

蔡德贵：那就是在清华了。

季羡林：他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么，在哪个地方发表的，忘记了。讲这个国民党开中央全会，有一个女代表就在会上织毛衣。就是他写的文章，批判这件事。那时候，老百姓嘴里喊的是，“蒋家的天下，陈家的党，孔家的银行，宋家的姐妹”。宋美龄、宋蔼龄、宋庆龄，都是女的。后来这个陈立夫转变比较大，倾向于进步一点。

蔡德贵：尤其是晚年。

季羡林：嗯。当时我们给他分这个中统、军统，都是特务机构，中统就是陈果夫、陈立夫，军统是戴笠。

蔡德贵：储安平发表过很多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吗？

季羡林：嗯。他有一些。

蔡德贵：这个人看样子就是喜欢批评，他后来对共产党也是批评，所以被打成右派了。

季羡林：嗯。对。

蔡德贵：他怎么在您去德国以前就约稿了？

季羡林：那时候我们反正认识。我那时候住在东厂胡同。

蔡德贵：东厂胡同是后来到北大工作了。1935年您去德国留学以前没有。

季羡林：那我住北京什么地方呢？

蔡德贵：住在清华的工字厅。

季羡林：对，清华有一个招待所，就设在工字厅。有一个人不是劝我学保险么。

蔡德贵：是同屋住的一个人，可能就是在工字厅招待所了。他跟您约稿，您答应到德国的第一篇文章，就给他。您果然兑现了。所以在《文学时代》的编辑按里，他表扬您守信，也发表了您到德国以后给他的两封信。

季羡林：嗯。

蔡德贵：那您跟巴金也是在清华认识的。

季羡林：就那时候。因为他也不教书，当时他是有名的作家，他一个特点就是不照相。什么相他也不照，照相都不参加。

蔡德贵：巴金很有个性了。认识他以前，您读过他的不少书了？

季羡林：哦。那时候他写的，不像后来的那么多。

蔡德贵：现在文学史上确定，您是巴金《家》的第一个书评作者，您那时候署名窘羊。

季羡林：嗯。署名叫什么，是驯羊吗？

蔡德贵：是窘羊。

季羡林：嗯。窘羊。

蔡德贵：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困窘。在您在这篇文章以前，没有评论巴金《家》的文章。

季羡林：哦。

……

季羡林：有一个人叫缪朗山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他呢，是这样子，所有他填的表，只有一项是正确的，就是男女这一项，别的全是假的。后来他大概到人民大学去了。

蔡德贵：利用造假谋取自己的私利，一些人都是这样的。缪朗山岁数跟您差不多吗？

季羡林：差不多。那时候苏联有一个人叫马尔，马尔语言学，主张语言有阶级性。马尔不是中国人。

蔡德贵：现在一点没有知名度了。

季羡林：这个人我认识。原来这样子，他主张语言有阶级性，后来不是斯大林亲自过问，不是写过一篇文章，关于语言学的吗？马尔是苏联人，这个缪朗山就是宣传马尔的语言学。这个人，我跟你说过这个故事，有一次我们在去匈牙利使馆，临去的路上，他就吹自己匈牙利文怎么怎么好，进去以后，他一句也不会说。这还不说，（从使馆）出来以后，又吹自己匈牙利文好极了。这种人，我就不知道，要不要脸皮啊？

蔡德贵：去匈牙利使馆干什么？

季羡林：匈牙利大使馆请我们参加宴会。就是招待会一类的。

蔡德贵：缪朗山吹牛真是震天响的。东语系有没有人吹大牛的？

季羡林：他一句不会说，人家都知道了。他出来还吹，真有不要脸皮的人，这种人你敢跟他交往啊？

蔡德贵：解放后您和重要人物的照片，您自己都没有保存吗？

季羡林：有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。

蔡德贵：有过啊，在家里？

季羡林：有。反正有。不知在什么地方，有。我也不注意保存这些东西。

蔡德贵：昨天您提到的，去印度的那一次代表团，周恩来去故宫看预展，每次都是您做记录。

季羡林：就是派我做记录。他说对哪一个展品有意见，就记下。那次花钱老鼻子啦，一次一次放大照片，郑振铎那个人就是大手大脚的花钱。

蔡德贵：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吗？

季羡林：文物局的局长，在团城办公。

蔡德贵：您去过团城。你们花费不少啊？

季羡林：不但是（花费不少），而且还给零用钱，坐船去的，半年的零用钱，每个人一大堆钱。我们坐轮船，按天算，那个钱就多了，在香港的时候，买表，表还丢了一块，不知道谁给藏起来了。我在瑞士也买过金表，欧米茄金表。回来以后先卖了一块，好像是十两黄金。

蔡德贵：后来那一块一直戴到现在吗？

季羡林：那个表就是，后来不知道哪里去了，让谁拿去我也知道，不必说名字了。

蔡德贵：被别人拿走了。

季羡林：我那时候回来以后，第一次受骗就是在上海。那个人问我，你多少钱买的，我给你加倍，行不行啊？那时候五子登科，那新贵钱多得不得了，一两黄金，他们不在乎。多给我一两黄金，不在乎，那个五子登科，就是公开的啊！给我一两黄金，我立刻退回了，这就可见，一两黄金在他们眼中不算什么。

蔡德贵：那您丢的这块表，不是亲戚拿的吧？

季羡林：不是丢的，不必说这个人。人还在，也不是亲戚。不管这个了，不说他的名字了。

蔡德贵：您是很爱惜东西的。您那一支金笔也是很爱惜的，使用了好多年。

季羡林：就是啊。那支笔在西直门里上电车，被人给扒走了。

蔡德贵：您喜欢装在中山服的左兜里。

季羡林：嗯。有一次在上海，就我们两个人，在那个街上，他居然敢偷我的钢笔，他一抬手，我听见一响，他就伸出一只手来，空的，我说那一只呢？我抓住了。就两个人，他就敢偷。那个技巧还是高啊！跟我走路一靠，就拿走了。

蔡德贵：1946年吗？

季羡林：大概就是那1946年。

蔡德贵：您在德国十年没有受骗吗？

季羡林：德国十年没有受过骗。他这个民族老实，德国人啊。咱们中国人啊，好的真好，坏的还真坏。

蔡德贵：几十年的助手，您的助手，说到李铮，您的感觉还是不错的。

季羡林：李铮是老实。不会说谎话。

蔡德贵：工作也非常踏实。

季羡林：对。就是有一点，不知趣。你想，他一个小学毕业的，当到（副）馆员，副教授，那是轩然大波啊！生物系一个姓陈的，闹腾得最厉害，因为我那时候是副校长，人事处没敢动，吵的，说是破坏北大的光荣，一个小学毕业的，当到副教授，他说简直是匪夷所思。

蔡德贵：他也是通过正常途径当的啊！

季羡林：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正当途径，我决定他当馆员，他就当馆员。

蔡德贵：在您当副校长的时候？

季羡林：就是那时候。李铮还说，我给你说过，他说我要是会英文的话，我还要争取研究馆员。当时我就觉得，李铮这个人，他怎么这么不老实呢？这个名利怎么这么厉害呢？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，生物系的那个姓陈的，他闹腾。

蔡德贵：当时因为职称和现实利益挂钩的，可能是这个原因。他校对还是满认真的。

季羡林：人是老实人。

……

蔡德贵：胡适对您研究《生经》评价很高的。

季羡林：整个的《生经》，胡适评价，那是他南逃的时候，要走。后来胡适南逃，他身边的人对他的走，大家意见不一致。那时候邓广铭是他的秘书。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认为他走对了。

蔡德贵：批判胡适、陈寅恪的时候，您保持沉默。有没有人动员您批判呢？

季羡林：我没有批判。我就是故意不写。

蔡德贵：不愿意批判老师。北大是风口浪尖，您能够躲过去，也算是很幸运的。

季羡林：也不是很幸运，我就是不写，你不能逼我写。

蔡德贵：他们也不知道您和胡适来往到底什么程度。

季羡林：他们知道什么啊？

蔡德贵：当时北大的内部材料把您放在中间偏左。

季羡林：我对解放军是一直崇拜的，写过《黄色的军衣》。

蔡德贵：南亚所为什么后来分开了呢？

季羡林：里边闹矛盾啊！

蔡德贵：王树英、薛克翘他们都是这个所的？

季羡林：哦。吴志攀这个人会漫画，我让他画一幅漫画，画一个老鼠，画了一堆书，上边说编、编、编，下边一个小老鼠，问：老爷爷啊，什么叫编哪？上边答，老爷爷的话，当然就是我的意思了，我说这是人话，你去问人吧。人话，我的意思就是够清楚的了。

蔡德贵：您说了以后，这幅画，他画了吗？

季羡林：画了。后来他漫画集出了没有啊？

蔡德贵：不知道。

季羡林：当时要给他出他的漫画，漫画这个《序》啊，我都想好了。准备讲什么呢？讲我一贯喜欢漫画，第一个就是丰子恺的。丰子恺呢，有两张漫画，我的印象非常深。一张是《爸爸不在的时候》啊，一个小女孩，她那个腿达到椅子的一半，证明她个子矮，左手拿着一支毛笔，小女孩啊，爸爸不在的时候，左手拿着毛笔，在那里画什么。就是《爸爸不在的时候》。另外一个，是丰子恺的画集，叫《护生画集》，保护生命，给我的印象特深。后来李长之写一篇书评，评论丰子恺的画，说他的画啊，没有浓淡，浓笔、淡笔，都一样，没有浓淡，还没有什么来着，就是一个笔调。我非常喜欢他的，因为他这个思想啊，《护生画集》，他同情小孩。

蔡德贵：您准备给吴志攀的漫画写序。

季羡林：我想给他写，劝他出，他没有出。他那个画不容易。

蔡德贵：他是搞法律的。

季羡林：他搞什么，我都不清楚。我说，我生平最羡慕的是两种人，一个是画家，一个是数学家。我考清华的时候，数学是4分。是百分制的，不是五分制的4分，是百分制的4分。可是我崇拜数学家。

蔡德贵：实际上您跟吴志攀交往不多。

季羡林：吴志攀那时候来往不多。我跟那个陈景润倒是有过来往。好像住在，住在什么地方，我忘记了。那个人很有点个性。

蔡德贵：是不是人大代表？

季羡林：他这个屋子啊，绝对不许别人进，邮政局来给他送要签名的快件或者挂号，敲不开门。

蔡德贵：这件事，我记得您说的是沈有鼎。

季羡林：大概他们这两个人啊，脾气差不多。沈有鼎就是金岳霖的学生，提着双拐走路，提着走。

蔡德贵：您跟沈有鼎没有深交。

季羡林：没有深交。我也是金岳霖的学生。他教逻辑啊，当时清华所有的学生要学理科的课程，逻辑可以代替。讲逻辑学的老师啊，三位，一位是冯友兰，一位是金岳霖，还有张崧年。

蔡德贵：那时候赵元任在清华吗？

季羡林：没有，那时候在美国。这个人我没大见过。《赵元任全集》的序是我写的，《胡适全集》的那个序，也是我写的。胡适的那个序，大概一万七千字。很长的啊！还写了一篇文章，《为胡适之说几句话》，还有一篇题目是《站在胡适之墓前》，后面这一篇哪，当选一个什么地方，大概是河南评当年的散文状元。就是那一篇《站在胡适之墓前》，当选河南的散文状元。

蔡德贵：确实感人。您注重真情实感。春节前李克强来看您啦。

季羡林：哦。

蔡德贵：到底什么时候你们见面的，他说了吗？

季羡林：没有说。

蔡德贵：英文单词您指点过。

季羡林：当时是中共几大吗？

蔡德贵：不是几大。1982年前后，他八大的时候也就刚刚出生。他现在也就四十七八。

季羡林：不可能。

蔡德贵：怎么不可能呢？

季羡林：不可能。老啊！他跟我有那么大的差别啊？

蔡德贵：有。他在常委里头是最小的。他是开共青团的会，您不知道是开什么会。他无意中向您请教。

季羡林：好像我们都是代表，陆平是头，团长。

蔡德贵：肯定不是和李克强一起的会议。

季羡林：后来这个陆平就讲，他的发言稿一定要羡林来起草。

蔡德贵：您说的肯定是“文革”以前。

季羡林：嗯。“文革”以前。

蔡德贵：发言稿您起草了吗？

季羡林：他说过，我大概写了，但是哪里去了，我不知道。

蔡德贵：陆平很器重您的。他是从铁道部副部长的位置调到北大当校长的。

季羡林：对。北大不是校长，校长还是马寅初。

蔡德贵：马寅初后来不是校长了。我们1965年入学的时候，校长就是陆平啦，而且兼着党委书记。那时候江隆基已经走了。

季羡林：江隆基走，我知道。走是因为，江隆基啊，当时他开会大概一个月一次，请几个教授座谈一次，听取对学校的意见，后来这个北京市委领导说，这个江隆基右倾，屈服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后来这个江隆基走了，（走的时候说）到北京来，一定不到北大来。

蔡德贵：北大把他得罪了。

季羡林：不是北大啊，那是北京市委。后来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江隆基被人打死了，头上被打了一个洞。

蔡德贵：您跟江隆基来往多吗？

季羡林：江隆基，反正我跟他比较熟。

蔡德贵：您跟马寅初熟吗？

季羡林：也熟。马寅初在颐和园哪，有套房子，吴晗那时候（在颐和园）也有套房子。北京市的副市长。马寅初（在颐和园的）家里请过客，我去了。请过客，那个菜都是非常讲究的。

蔡德贵：在颐和园有房子，那也是特权了。

季羡林：嗯。那当然是特权了。

蔡德贵：您跟吴晗是前后的同学吗？

季羡林：对。

蔡德贵：他是历史系的。

季羡林：嗯。我还到吴晗家里住过一夜。我从德国回来的时候，他请我做过报告，报告讲什么呢？讲西域的古代语言，胡说八道啊，那学生哪里懂那个啊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。

蔡德贵：在清华做报告吗？

季羡林：清华。

蔡德贵：您到颐和园他家吗？

季羡林：那时候他在清华。现在，他的塑像和闻一多好像摆在一起，我觉得很不恰当。

蔡德贵：他没有法跟闻一多比啊，地位差远了。

季羡林：嗯。

蔡德贵：清华教国文的刘文典，给您上过课吗？

季羡林：上过课啊！

蔡德贵：他上课也是马马虎虎吗？

季羡林：抽鸦片。

蔡德贵：课堂上抽鸦片吗？

季羡林：他躺在床上抽。刘文典有名的，他一学期就讲《恨赋》、《别赋》，这两个赋。

蔡德贵：他是搞《淮南鸿烈》的。

季羡林：《淮南子》，《淮南鸿烈集解》，他们专家讲啊，他那个《淮南子》搞得很肤浅。没有法不肤浅，他在家里抽鸦片，哪里到图书馆查书啊。能不肤浅吗？最后在西南联大，他没有回来，留在昆明了。刘文典当时叫二云居士，什么二云呢？云土，云南的烟土，云腿，云南的宣威不是出火腿么。浙江的金华，云南的宣威，出火腿。二云居士啊，抽云土，吃宣威云腿。

蔡德贵：您就听他的《恨赋》、《别赋》。

季羡林：他一个学期都是讲这两个。他在课堂上啊，不大讲书，主要是骂人。刘文典当过安徽大学校长，蒋介石打过他一个耳光子。

蔡德贵：这个校长够窝囊的。闻一多的课您听过吗？

季羡林：没有听过课。认识。我住在清华招待所，出国的时候啊，去看过他。

蔡德贵：您还看过教务长蒋廷黻。

季羡林：蒋廷黻是历史系系主任。

蔡德贵：也是教务长，您的毕业证还有他的章。

季羡林：可能是。后来不是当驻苏大使了吗？

蔡德贵：您去德国以前拜访过他。

季羡林：嗯。

蔡德贵：您还看过冯友兰先生。

季羡林：那时候他是文学院院长，交换研究生就是他主持的。